父亲1200字以上

父亲

1200字以上 高三 写人

很早就想写写我的父亲,可是几次写下题目却没有了下文,我不知道如何说我的父亲,也不懂得怎样表达我心目中的父亲。

年小的时候,我就读过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,虽然那个时龄不能完全领会文章的含义,却能背诵其中的某些片断,记忆最深刻的当属父亲给远行儿子去买橘子的那段描绘:“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,穿着黑布大马褂,深青布棉袍,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探身下去,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,要爬上那边的月台,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那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,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”我的父亲没有肥胖的身体,个子也不高,也没有给我买过类似橘子一样的东西,父亲在我眼里不仅不高大,甚或还有点猥琐。极力寻觅父亲的印痕,似乎与我没有一点温馨的回味,只记得他的吝啬和严厉。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,那是读小学的一个秋天,父亲从工作的外地回家来,我便缠着他要一毛钱去买小刀和铅笔,而父亲说有铅笔头用就足够了,没有给钱,我便哭闹,严厉的父亲竟然扭我的耳朵,踢了我三脚。于是,在我幼小的心灵上,便埋下了对父亲的仇恨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不理他,不喊他爹爹,也拗着不听他的呼唤。

小学四年级的那个秋假里,母亲带我搭了车,转了好几个弯,走了一整天的路,终于来到父亲工作的那偏僻乡镇。那是个很杂的院子,每日里出出进进人很多。那时,我对父亲依然仇视,而他也很少在家,回到家里不是忙着写些什么,就是算盘打得噼噼啪啪响,对我很冷漠。我最厌烦的是父亲晚上逼我打算盘,他教我怎样拨珠,怎样算加减乘除法,口里还念念有词:“三一三剩一,二一添作五,逢二进一”一大堆枯燥的口诀,我厌烦的要死,却又不敢不学,因为我清楚记得他是怎样扭了我的耳朵,又怎样踢了我三脚。我不清楚那时在父亲眼里算盘竟是那般重要,他是想把他的生活技能传授给他的儿子,抑或想在儿子身上留下某种寄托?总之,我恨透了我的父亲!可是,后来发生的事情,却改变了我对父亲的许多成见。那是一个月光如水秋夜,外面在刮一种没定向的风,晚饭后,父亲照旧要我桌子对面坐了,检查我算盘的长进,我就拿了手去随意拨拉着算盘上的黑黑珠子,耳朵里却充斥了窗外街面上孩子们脆脆的笑声,心里去想那些有趣的游戏儿。父亲就严厉地瞪起细眯眯长眼呵责我说:“怎么没长进,不许走神!”然后就要我背着口诀重新打过。这时节房门忽地被人推开,一位土哩巴叽的中年汉子扑通就跪在了父亲面前,吓了我一大跳。我见父亲扶起他来,也不知说了一些什么话,父亲就转身到里屋拿来一沓钱急匆匆一块走了。我问娘,娘说那人家的老娘犯病了。我那时小,对此很不理解,别人家的事父亲可以花大把的钱,为何自己的儿子,吝啬的竟然不给一毛钱。

转眼就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,也是个秋天里,父亲退休回家来了,我长大了,那年也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有一天,父亲工作过的那个镇子来了好些人,带着大包小包的小米呀、花生呀、红枣、栗子呀什么的,到我家来看父亲,中午喝酒,又说起往事,就有人说挨饿那年多亏父亲接济的那一小袋米糠,救了他一家人命哩,说着说着竟痛哭流涕起来,别人劝说了很久。就听娘说:“甄大哥,不要这么说,人在外面谁能不帮谁哩,他爹那年得了肺结核不是多亏了你们那些乡里乡亲的么,要不是你们,死在外面家里也不知道啊!”后来听他们又说起我,纷纷向父母亲道喜,说他们养育出来个争气的好儿子;又埋怨这样的大好事为何不告诉一声。接着争先恐后解囊表示赞助,说着一些别嫌少什么的话……

我坐在里屋里听着他们这般说话,陡然好像长大了许多,似乎对我的父亲有了新的、更深层次的认识……

如今,已进耄耋之年的父亲随我进城居住已经8个年头了,随着年事的增高,本来体弱的父亲多病缠身,也日渐佝偻;父亲有退休金,我们姊妹也都过上了好日子,但他依然节持节俭,过着朴素的生活!8年中我没有听到父亲说过一句叫苦的话,就是在他病重四次住院期间,在误诊为肺癌那段日子,他都没有丧失活下去的勇气,一声不吭地同顽强的疾病作斗争。

这时我的父亲,在他儿子的心目中的形象,却日益清晰高大起来……

父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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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这个字眼很模糊,也很生疏,仿佛陈列在地下室年代久远的钟摆,不会让人记起,可它却好不知倦地左右摆动,一左,一右。

请别误会父亲在我心中地位无足重轻,而是“父亲”这个名词太陌生,因为我叫父亲“小叔”,而不是叫爸爸。

很多人都问我,为什么这样叫?我也曾无数此地问他问什么叫他“小叔”。而他只淡淡地说,为是不要太亲。

为了不要太亲,我叫他小叔。为了不要太亲,我们真的越来越疏远。这种疏远像几何学中的指数型函数一样,随时间的流逝呈爆炸趋势。

记忆中的小叔以父亲的身份好像只生活在我的童年。童年的早晨与晚上的时光是美好的,因为有个叫小叔的男子。

5、6点的天空微白时,他便叫醒我们去晨练。沿着公路一直走。我们会随手摘路边的野草野花。记忆里,那些野花野草是横尸于马路的,十分安然宁静。路的尽头是街边小吃。其实小叔是用这种手段将我们“拐”出来走路的,很奇怪的是这种笑伎俩屡试不爽。

晨练回来,便去菜市场,我们跟在小叔后边提菜,十足府衙里的小厮跟这老爷出巡。市场上叫卖的阿姨伯叔们都认识我们,一见我们便说,瞧,是xx的女儿。我们是小叔的女儿。小叔认识乡里的大多数人,因为我们的家族就是一乡里。

镜头一暗,天便黑了。晚饭后的星星星眼睛眨得十分俏皮。小叔吆喝,去哪。我们便会再去压马路。我们像极了馋嘴的老鼠,只要有诱惑便会勇往直前,不管那钩着食物的棂一头是要命的老鼠夹。只是这次不是小吃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饭后甜点,用小叔的话说是锻炼我们教理的辅助工具,用我们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冰淇淋。五角钱一支的冰淇淋在我们童年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我们的成长小叔并没有参与多少,他对日渐长大的我们的教导越来越少,他把教育的重担交给了叫教师的人类,从此不理我们的学习。我们的关系可以用放风筝来形容,小叔是那个放风筝上天的人,我们就是那随时间的狂风越飞越远的风筝,牵系我们和小叔之间的是那条永远不会断的血亲般的风筝线。线的那一头,小叔紧紧地拽在手心里。

小叔没读过几年书,可他懂得很多社会风气。在阅历方面,他的确算得上是个智者,他的话匣子很容易打开,只要你在他喝酒的当儿问个问题,比如酿酒的过程,在比如汕头的古迹传说。一问,他有的没的说上一两个钟头都不嫌累。从问题的根本讲起,然后说社会,然后开始离题讲起党和政府。小叔很看不起当今社会所谓的共产党。他说共产党只适合搞革命大战,给人民一个自由是王朝,可共产党适合戴高帽坐在政府办公厅里写草案,现今的共产党太多挂上了做作的牌匾,其实没有做过多少实际的贡献。

然后他会借着三分就已指着毛泽东的头像抱怨他的胡子长得不好。我告诉小叔,毛泽东是不长胡子的,长胡子的是小日本。这时小叔义愤填膺地说,毛泽东和小日本一样可恶!再者,男人都留胡子,毛泽东不长胡子,难道他是太监。说完,小叔便躺在沙发上仰头大睡,鼾声如雷,第二天醒来什么都不记得。

所以小叔喝酒时说的后半段话千万别当真。一次,我和小叔在看《宝莲灯》,看到红孩儿出场时,也不知谁开的口,小叔一口咬定红孩儿就是哪吒。我说红孩儿是红孩儿,哪吒是哪吒。可小叔就是固执己见。我问他,哪吒的父亲是会啊?他立马接我的口回答,牛魔王啊。我沉这气又问,那那个托着塔的李靖儿子又是谁?他衣服想当然的样子,一对鼻孔朝天出气地说,当然是红孩儿啦。我一听,气得差点喷饭,拗不过他,于是我暴走。后来才知道,当时小叔的酒杯刚刚空着。所以他当时背负误人子弟的罪名,我也不怪他。因为他是我小叔,我是他女儿。身上流着他一半的血,我们的嫡血嫡亲的关系。

小时候,我们听小叔的话。长大了,小叔听我们的话。就说家长会吧,小叔必到。因为他的两个女儿会一手架在他肩上,一手拿着实现写好“准时参加”的回执信让他签字,提醒他开会的时间。而会上,他一拿到我们的成绩单,却会一溜烟走得连人影都瞧不见。他不管校长、老师在会上的说词,用他自己的说辞就是,他有去参加家长会,有成绩单为证。所以如果在哪次家长会长看到那个拿了子女成绩单,然后提早回去的身影,问我,那个人是谁时。我会告诉你,他是我小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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